父亲临来时交给她的一封信，信是爸爸的故交许伯伯写来的。陶许两家是三十年代在广州时的老友，同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中，虽然是很低级的军士，但也算是国民党的元老。后来，孙先生北上后病逝在北京了，随即发生了太多的变迁，陶花雨的父亲脱离了军队，回到了福州，借着祖上的福荫开起了钱庄，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终究没有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。而且，他与曾经并肩战斗的许东川还断了音信，始终也不知道他后来到底怎样了。解放后，他接受了资产的改造，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市民阶级，过着安稳的生活。因为他的家业本来就不大，所以没有被为难。他的两个儿子，陶花雨的大哥和二哥解放前都已经结婚，所以用陶老先生分给的一部分家产，就移居到澳洲了。陶花雨是老来得的女儿，被视为掌上明珠。他也是做好了守着这个女儿养老的。
半年前，一封来自徐州的信，给陶家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波澜。那封信就是故交许东川写来的，信中没有过多的说几十年前分手后的境遇，只是说通过一个偶然的巧合，打听到故友的消息，经过核实知道了地址，故而来信。
接信后的一天，陶先生把女儿叫到身边，说了与许东川的过去。那时候，他们都是二十出头，有一身热血，要为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，于是一起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军队，然后他们在一个班里相识，在一年多的转战当中结成了生死弟兄。然而，那年月军阀混战、各为其主，虽然孙先生被视为大家共同的领袖，却又各怀鬼胎，所有军阀都秉承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的思想，根本没有什么共和思想，打来打去、杀来杀去，遂使很多人脱离而走，而孙先生也不幸病逝。陶许二人不愿意为军阀卖命，也看淡了纷乱的战事中那些你上我下的尔虞我诈。于是，他就悄悄的离开了，并且从此不再张扬，故而能静静的在福州过了四十多年。那许东川也断了四十多年的音讯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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