雄文的开篇以万历元年，宣大长城鼎建的大窟窿谈起，历数万历元年到万历五年的贪腐案，比如万历二年应天府尹顾章志疏浚运河水路。四十八万两银子贪了三十六万，再到陕西总督石茂华督办的陕西七十二营堡贪腐案，再到河南城墙案，如此种种，将贪腐之事具体到人，具体到问题，具体到影响，具体到数字。
在最后，朱中兴总结性的说道：反贪亡朋比为党，不反腐亡国亡种。
反贪，也属于皇帝的新政，而不属于张居正新政，张居正的新政不包括反贪，因为他长期接受武将们的贿赂包庇武将，为武将站台，戚继光、刘显父子、鹰扬伯张元勋等等，张居正一年收他们两千两的孝敬，真的做事。
讨论王崇古皇宫鼎建的风力舆论，立刻就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了全晋、全楚、全浙、南衙等地的杂报，还在转载这篇朱中兴的社论。
“很怪。”朱翊钧放下了手中的几份杂报，满脸的笑意。
舆论的高地你不去占领，别人就会在高地上，对你指指点点。
当贪腐的打击面从王崇古个人扩大到整个官僚体系的时候，风力舆论变得古怪了起来，大家立刻开始各忙各的，不再鼓噪王崇古个人问题了，这个问题不能纠缠下去了，再纠缠下去，怕是要死一大片。
明明应该讨论贪腐带来的诸多问题，但是杂报的社论，戛然而止，选择了左顾而言他。
“大抵是想要息事宁人了。”冯保倒是很理解这种风力舆论的转变，皇帝拿起了贱儒极为擅长的扩大化，来对付这些贱儒，这些个贱儒可不就只能退一步，停止这种风力的鼓噪。
“他们想息事宁人？晚喽！”
“就像是战争，所有人都只能决定战争的开始，无法决定战争的结束。”朱翊钧将手中的杂报扔在了一旁，嘴角带着几分残忍的笑意，从让他开心的地方回到了皇宫之后，皇帝再次成为了那个德凉幼冲小皇帝，主打一个心狠手辣，穷追猛打。
“下诏晓谕京堂百官，今岁彗星贯日，天人警醒，以贪腐为题，讨论其危害。”朱翊钧不仅不让这股风力舆论停下，而是选择了继续添油加醋。
这是皇帝下旨写命题作文，每个人都得写，不写不行，讨论贪腐横行的危害，就是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，为来年的神剑出鞘制造风力舆论。
朝阳门外快活碑林的碑文还是太少了，没有足够的教育意义。
“臣遵旨。”冯保俯首领命，没事惹皇帝干什么，好好的过个年不好吗？非要盯着王司寇的官厂下手，招致了皇帝的雷霆万钧，现在磕头认罪已经晚了。
朱翊钧拿着另外一本奏疏，面色变得古怪了起来。
这是马自强的奏疏，也是他入阁的政治许诺，只不过他的宣言则是瞄准了吏部。
吏部尚书万士和整天处理礼部诸事，礼部尚书马自强则瞄准了吏部，朝堂总是以一种奇怪的合理化维系着动态的平衡。
马自强的入阁政治许诺是矢志不渝的整饬贱儒。
而这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完全杜绝贱儒进入大明仕途体系，对大明国朝内外，造成破坏和危害。
大明京堂外官，自嘉靖起，大抵分为了两种，清流和浊流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到了万历年间，已经分为了循吏和清流。
能做成事的为循吏，做不成事儿的为清流，按照马自强的奏疏所言，也的确是礼部的事儿，政，正人者之不正，当下大明官场，乌烟瘴气，如何正不正之风，就成了礼部的事儿。
所谓的清流对大明制度的破坏是系统性的，他们充斥在大明的官场上，掌握着权力，却不做事，造成了权力的真空，权力不存在真空，必然有其他人窃取了权力。
当贱儒占了多数的时候，吏治的败坏就成为了必然。
马自强就差那么一点点就骂贱儒是亡国之臣了，贱儒履任地方，就开始懈怠，尸位素餐，居高位而不用心，做事不成，搞事的能力很强，整天就知道斗来斗去，朝廷稍微训诫，就是躺平摆烂一哭二闹三上吊轮着番的来，这对吏治的破坏是极为致命的。
而马自强给出的解决办法，其一为：初任当年考成为下等，罢免回籍听用；其二为：连续三年为中等，亦罚俸待岗，增加了考成法对初选官的威力。
其三为考校算学，如果考不过则不给任官。
大明对于算学是否纳入科举争论不休，同时复古派对算学极为抵触，而复古派和贱儒又高度重合，那么利用算学进行遴选，就可以在当下，成为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依据之一。
振兴算学，度数旁通，是大明皇帝一力促成，由郑王世子朱载堉由天文历书为切入点展开的，这是皇帝所提倡的，如果连算学都不肯学，学不好，忠君二字都谈不上，何来体国？
马自强的入阁许诺是整饬贱儒，而初选官准入标准，是在算学上设限，一百道题，一题一分，九十分合格，低于九十分则不可以选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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