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才婆子们关于“太太命”的话仍旧萦绕在她耳边。她把两手放在腮边，毫不留情地搓了搓，又转向窗边。绿蒙蒙的窗玻璃里挂着帘子，看不出来脸是不是仍旧红着。
屋里仿佛传来响动声。她往胸腔里深吸一口气，敲了敲门板：“少爷。”
没有答声。
她推门步入书房，屋里的人坐在书桌前向她侧过脸来：“你来得正好。”
东香向他走去，脚步声听起来一如她心跳，乖巧，迟疑。她停在距离他三尺的地方，不确定是否还要再向前走。
日光流进书房，可以看见细小的灰尘在空中搅动。一种紧张的疼痛突然揪住了她的心：这地方究竟多久没打扫过了？
大少爷脸上露出微笑，他乌黑的睫毛和瞳孔总让她有种忧郁的感觉。“过来。我有个忙要请你帮。”
他的声音落在东香耳朵里，仿佛一只手在她后脑按摩，酥酥麻麻，又让她脸红。
若说董公馆里有哪位主子对下人特别好，那一定是大少爷。他对人说话的语气总是温和沉重，仿佛他特别看重你，眼前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就连取信这样寻常的小事经过他的语调，也像是有千斤重的事情要交代。
大少爷原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，染了肺病，回家休养。太太原先嚷着要送进疗养院，因为怕过人，老爷却说在家里养不见人便是，只请一位中医时不时上门问诊。
大少爷十一二岁时东香便进了董公馆，可谓是看着他长大。
其实大少爷比东香还长两岁，但她总对他有一种近乎母性的怜爱。也许是因为大少爷的母亲在他年纪尚小时便过世了。
自从董公馆里娶了挺着大肚子的新太太，大少爷的地位便一落千丈。二少爷出世后，他更像是被笤帚一下子扫进最幽暗的角落里。
用人也有自己偏爱的主子，她一直替大少爷鸣不平。
大少爷的目光像乌鸦，又像黑乌乌的羽毛染了金光。她不敢直视他，又压抑不住渴望多瞄他几眼，放缓了呼吸，低声道：“少爷客气了。”
大少爷仍旧微笑，招手示意她过去。她注意到桌面上放着个牛皮纸信封，还摆着胶水。“麻烦你把这封信投到街角邮筒里。”
东香拿起信封，又不情愿离开。她停在原地，屏住呼吸，仿佛他仍有话要嘱咐。
大少爷已经转过去在书桌上写字，透过窗玻璃反光发现她还没动身，他又转过来看着她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这一个问句仿佛在她心门上敲了两敲，连咚咚声都听得见。
她嗫嚅着说道：“少爷……最近夜里睡得好吗？还有没有咳嗽？”
大少爷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，但他的嘴唇仍似乎透出笑意：“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打算下学期就返校。”
东香点了点头，看见大少爷又转过去埋头写字，这才如梦初醒般拿着信封走出门去。
穿过回廊经过前厅，跨出董公馆大门，她和看门人打过招呼，沿着街向邮筒走去。
寄信这件事她替老爷做过，偶尔也替太太和下人们做过。她轻车熟路走到街角邮筒前，终究忍不住举起信封，在阳光底下看了看。
没人教过她识字。但她一眼认得出大少爷的名字：董瑜。
她曾经偷偷把这两个字像窗花一样拓在手绢上，沿着纹路摸过去，简直就像想象中抚摸大少爷的脸一样令人心跳。
东香又忍不住看了眼，她只看得懂画着陌生建筑的邮票，至于那长长的一串字大约是董公馆地址。
她往下看，想知道收信人，却只看到三个陌生的字怵在那一栏。
于是她没有再看，而是直接将信封丢进了邮筒里。
旁边卖烧饼的小贩早就把她看在眼里，只不过羞赧得不敢招呼。终于鼓起勇气扯着嗓门问道：“姑娘来寄信呀？”
东香闻声转过身去，含笑点了下头。
这小贩固然脸黑得像铜，个子五大三粗，其实倒也很年轻。他也冲东香龇着白牙笑了。自行车的铃铛响在空气里飘荡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