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我突然提出的问题让师父愣了好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急什么？ 什么事让你这么急？ ” 我鼓起勇气，重复了一遍：“爸爸说，你的教学方法像是急于求成，还说，勉强做的事情不会有好结果。 ” 师父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你爸爸说的？ ”他看着我，半是玩笑半是严肃地说：“还没长大就开始胡说了。 ”然后突然变得严厉：“去抄《道德经》，十遍！ ”
以前，我从不敢违背师父。 但那段时间的高压教学让我忍无可忍，我坚定地回答：“急于求成。 ” 虽然声音很小，但在静谧的院子里，师父听得清清楚楚。 他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懂什么！ 不好好练，明年种棺木的时候你就会后悔。 ” 他盯着我，最终只是叹息一声，转身离开。
这件事后，师父的要求更严格了，我的负担也更重。 两年间，从八岁到十岁，师父几乎想把所有秘诀都传给我，但学得太杂，我大多浅尝辄止，有些只能死记硬背。
直到97年二月，师父说要去北京，临行前嘱咐我每天背诵《三尸诀》和《道德经》，并保持早练。 师父走后半年，爸妈接手监督我的学习，生活丝毫没有轻松。 五个月后，恰逢香港回归，一个投资的港商来访。 我见到了人生中第一辆豪车，黑亮的车身，加长造型，车头一尊金色小天使，还有独特的黑底白字车牌。
我本以为是师父回来，又觉得他不会喜欢这样显眼的车。 满心疑惑，我走进家门，屋内已是谈笑声。
当我走进屋里，发现不是我爸在说话。 一个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就是来看看，我们都是朋友，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。 ” 我之前忘了说，我们家的赵师伯也有南方口音，但他的普通话比这位访客标准多了。 赵师伯从不会把“只是”说成“己是”，也不会像他那样把“朋友”说成“盆友”。 尽管这位客人口音重，但他的声音充满了一种难以拒绝的热情。
我看到我爸和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，笑谈着。 最初，我以为这个声音来自一个中年人，但当我进屋一看，却是一个年轻人。 他长得很帅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带着男性独有的魅力。 他看见我，笑着问我爸：“这是你儿子吗？ ” 我爸自豪地点头：“是的，快十岁了。 ”
年轻人惊讶地看着我：“哇，这么年轻就这么壮实。 ”他从手腕上取下一串沉香珠子，塞给我：“这是见面礼，虽不值钱，但请收下。 ”
我爸急忙起身，想要退还手链，但年轻人坚持：“我们是朋友，不要这么客气。 ” 最终，我爸还是让我收下了手链。
那晚，我妈做了很多菜。 我们家条件不好，连用来炒菜的牛羊肉都是从我师父那里拿的。 师父走前把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钱留给我妈，让她买肉存着，有客人来时可以用。 这些肉本是为我补身体的，我妈说，这是向师父借的，将来一定要还回去，或者以其他方式报答。
那些日子虽艰苦，但我爸妈从未放弃希望，相信只要努力，日子总会好起来。 对我爸妈来说，这位港商的到来，或许预示着我们家苦日子的结束。
在餐桌上，我爸和港商罗有方聊得火热。 罗有方，一个名字中也带“有”的人，跟我有点像，但他的命名背后没有任何与寄魂庄的联系。 他解释说，按照家族传统，他本该属于“平”字辈，但他爸爸觉得“平”太过平凡，担心这会影响到未来的生意兴隆。 经过深思熟虑，他爸爸最终决定给他取名为罗有方，希望他能够遇难呈祥。
罗有方分享了他家的故事：他爸爸是地道的香港人，但他祖籍其实在我们的小县城。 他爷爷最终的愿望就是重返故土，尤其是思念那口老井和养育了数代人的黄土地。 正因为如此，一听到香港回归的消息，罗有方就受父亲之命，怀揣着投资的计划回到了家乡。
正巧，他的到访与我爸负责的工厂有业务上的往来，我爸正好又管理着财务。 于是，罗有方和我爸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。
在那个时期，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异巨大，港商来内地投资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大事。 厂长甚至视罗有方为财神爷，当他提出要来我家拜访时，虽然我爸本能地拒绝了——毕竟我们家的简朴在罗有方看来可能算是穷困——但在厂长的坚持下，我爸还是带着他来到了我们家。
一顿饭下来，我发现罗有方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傲慢富豪。 他虽然满怀热情，但内心却非常谦虚，对很多财务问题都虚心向我爸请教，完全没有半点架子。
原本以为富人都会很张扬、自视甚高，但罗有方让我改观：真正的富翁往往比别人更加低调和谦逊，他们的成功往往建立在这种谦逊之上。
晚上，罗有方喝多了，与我爸喝酒的方式截然不同。 我爸品酒细嚼，而罗有方却是杯接杯，仿佛白酒对他而言无异于白开水。 起初我们以为他酒量惊人，未加阻拦，结果不久罗有方就醉倒了，差点吐出个天翻地覆。
醉到几乎无法自理，我爸妈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