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将家庭视为最宝贵的财富，人们通常会返乡与家人团聚。这个时刻，返乡的人们带着各自在外奋斗的辛勤努力，希望通过与家人共度时光来表达对家庭的感恩和思念之情。亲人们围坐在一起，聊天、吃饭、唠家常，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瞬间构成了团圆的美好画面。
农历腊月二十八上午，梅岩又给王金勇送来了面粉、干果和海鲜，都是保险公司给发的。下午，梅岩又来了，她专门去超市买了几袋冻水饺和半成品肉、蔬菜，备好了王金勇一个人过年的全部所需。王金勇想说些什么，又没有说出口，不知道这是抛弃了还是关爱了。
梅岩说，杨一诗在大学谈了个上海的男朋友，是传媒大学编剧系的一个学长，视频聊天感觉是挺老实挺靠谱，只是男孩的父母没有接触过。杨一诗寒假去上海男朋友家了，美其名曰的相亲，其实主要是想看看大都市的繁华世界，孩大不由娘。梅岩现在对杨一诗非常满意，长大了也不叛逆了，最关键是上了大学。梅岩小时候的也憧憬着能上个大学，但是命运多舛，从家里逃跑时没有想到过自己能活下去，能生了孩子，孩子还能成为大学生，不管是不是考上的，至少只要努力就会有文凭有社会地位，至少以后不像她一样不堪入目的曾经。
梅岩也要利用短暂的假期回东北老家，做一个与那个给曾经她生命但又是不光彩的水土最后诀别，特别是见她妈妈最后一面。20多年过去了，她没有回去也没有联系家人。东北老家的一个村上大学毕业后在保监局工作的老乡，偶尔通过保险公司的渠道，知道她还活着，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，让她回去看看。她的梅姓爸爸早已归西，几个异父哥哥死了一个，剩下两个也早已分家耕耘着几亩薄田，她妈妈已经由县医院下达病危通知。当她白发苍苍的妈妈知道她还活在人世时，哭了一天一夜，说临死前若再能见到她，就是菩萨的恩德与保佑，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
三十多年了，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，彻底改变了中国；三年了，疫情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。疫情同时也侧面阻断中国人的传统，特别是最重要的节日团圆。疫情期间的封控，成千上万的人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，不能送养育之恩父母的最后一程，留下了无数的无奈，无数的遗憾。
今年，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即使在现代社会中，大家工作繁忙，都还是心怀同一个目标——回家过年。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亲人们通过团圆，彼此交流、沟通、关心，亲情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扬。
“不管老板扣不扣钱，我们请假回家过年。”很多公司的员工都发出内心的吼声。
这个二线城市，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，万家灯火通明不夜，街道上是车水马龙。大街小巷张贴着各色的彩旗，人们三五成群在街道上闲逛着、说笑着，喜气洋洋，热闹非凡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走在大街上，各式各样的大红灯笼、中国结、龙年礼品琳琅满目，满街的红红火火。
要是老杨那个老家伙在就好了，王金勇感叹。王金勇老婆去世后，每年春节都是与老杨一起喝点小酒，回忆一下过去，议论一下时事，评价一下社会变迀。
三年疫情期间，王金勇一个人也没有感觉到今年的孤独。没有退休时，当时心里除了工作，还有每天对健康码、行程码和小区出入证，特别是天天担心是否阳性的焦虑。
不知道今年怎么了，王金勇一个人，也懒得贴喜庆的对联，像家里死了人一样。老同事邻居老杨不在，梅岩母女也有自己的事情，舞伴刘阿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（人家还有自己的儿孙），小区包括单元楼内没有几个人认识，已经退休与单位人员没有瓜葛，自己的儿女外孙肯定不回来，无所谓了。
这个二线城市的风俗，亲人逝世三年内不贴春联，是对逝者的尊重。假如有亲人逝世，那么三年内都不贴春联，即便贴春联，也挑选贴蓝底白字的春联。主要原因就是春联在这个二线城市象征着喜庆，一般家里有喜事或许过年时才会贴春联。家里有亲人逝世的话，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，不贴春联是对逝者的尊重，也是一项传播已久的风俗。
多年以来，除了老婆死了三年内没贴对联，其他的过年期间，王金勇都是大大小小的对联、福字、春字、窗花，把房子弄的与联欢会现场布置一样。
还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允许放鞭炮的。燃放烟花爆竹，在中国已有近2000年历史。在西汉辞赋家东方朔的《神异经》中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山臊”是一种模样怕人的猴科灵长类动物，又名“山魈”，如今在非洲仍然常见。或许是山臊身上带有传染性极强的病毒，“犯之则令人寒热”，人接触山臊后即生病，所以古人视之如妖魔鬼怪。传说中怪兽“年”即是它的化身之一，故古人“爆竹”来驱赶这一怪物。关于爆竹的演变过程，《通俗编排优》记载道：“古时爆竹。皆以真竹着火爆之，故唐人诗亦称爆竿。后人卷纸为之。称曰“爆竹”。
现在小学生已经无法理解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：“爆竹声